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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
《甲申三百年祭》资料丰富，寓意深刻，本文不能做全面评介，仅就明末农民起义在其鼎盛之期迅速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谈一点学习体会。
今年算起的前七个甲申年，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军经过1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顺利攻占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黑暗统治，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但也就在这一年，农民军在山海关惨败于清军，仓皇退出北京后一蹶不振，一败再败，以至全军覆没。
是什么原因导致明末农民起义功败垂成的呢？其中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教训就应记取呢？这对我们这天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有哪些借鉴好处呢？
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写道：“十七年（崇祯17年）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急风暴雨的力量。自然，假如从整个的户外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到达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到达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蚀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以下引文如不另注均为《甲申三百年祭》）
那么当时的天下大势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崇祯皇帝已在煤山自尽，但明朝的残余力量拥立弘光皇帝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虽是惊弓之鸟，却也无时不在伺机反扑。更大的危险是，关外女真族的清国已崛起数十年，这个新兴的政权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上升阶段，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早已确立了夺取中原的大计，在整个崇祯王朝近20年中多次大举入侵，几度围困北京，成为心腹大患。最终打败起义军并消灭南明的就是这个清国。在清军和起义军中间，山海关附近驻扎着明将吴三桂率领的数万明军，正在为降清军还是降义军举棋不定。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军虽然攻占北京，取得了对明斗争的空前胜利，但绝不是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的时候，甚至就应说仍是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但起义军对这种情势，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在巨大的成功面前骄傲了、懈怠了，由此犯了很多致命的、无可挽回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骄傲情绪影响下，发生了决定敌情和军事方法上的严重错误。
郭老写道：“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像吴三桂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络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即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气，像刘宗敏那样的一等大将就应亲领人马去镇守山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军的侵袭，而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干也尽能够胜任了。然而事实恰得其反，防山海关的只有几千人，庞大的人马在京城里享乐。”这和李自成起义军以往英勇果敢、不失战机的一贯作风判若两人，可见头脑发热和骄傲轻敌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起义军没有认真做争取吴三桂的工作，但清军却没有放过机会，对他竭力笼络，吴的降清就成为一种必然，使得清军轻取山海关，打开了攻占北京，问鼎中原的大门。起义军这才仓促应战，由于人心已经涣散，军纪已经松弛，在战斗力很强的清军面前，只能是一败涂地。不得不退出北京，又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也英勇就义，年仅39岁。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就这样灰飞烟灭。形势的转换真让人触目惊心，起义军完全重蹈了明军前不久兵败如山倒的覆辙，在短短的几
个月里土崩瓦解了。一日纵敌，千古为憾，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二、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农民革命队伍尤其是高层领导产生了严重的懈怠和腐化。
当时起义军文臣以丞相牛金星为首，武将以大将军刘宗敏为首，此二人是李自成的左膀右臂，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进北京后，他们在干什么呢？牛金星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每日里“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引自《甲申传信录》）完全是一派当官做老爷的架式。正如郭老所评价的“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刘宗敏则忙于：“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更荒唐的是“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最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是这位刘将军，这关联实在是并非浅鲜。”这个故事看起来十分离奇，但不幸确有其事，不但郭老认定不疑，史料中也多有记载。牛、刘两位高级干部的作为也真够能够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致使大军军纪涣散，许多“兵丁抢掠民财”，（引自《甲申传信录》）战斗力急剧削弱。
三、在骄傲情绪的影响下，起义军内部团结出了问题，宗派主义泛滥，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制将军李岩当时头脑比较清醒，在对吴三桂实行统战政策，加强山海关守备抵御清军入侵，经营河南作为根据地和整肃军纪等重要问题上，李岩都提出过正确的推荐，并对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郭老认为：“可见李岩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人的地方的。”但这些推荐和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牛金星等权贵的猜忌与诋毁。“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僭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群贼解体。”（引自《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核心领导层中较有见识，对大局很有裨益的李岩仅因“非能久下人者”的猜忌而被杀害了，一同遇难的还有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妻子红娘子。这不仅仅是李岩个人的杯具，还引起了农民军内部的分崩离析。郭老说：“真正是呈现了解体的形势。”
四、骄傲情绪使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使他在空前胜利面前没能经受住考验，把握不住急剧变化的形势。这是农民革命功亏一篑的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李自成是在明末农民革命户外长期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统帅和领袖。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使他具备着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素养，这是他领导起义军取得辉煌胜利的重要原因。同样，他的弱点和错误也导致了革命户外最终归于失败。
进北京后，李自成就住进了皇宫，平日里朝夕相处的战友轻易见不到他了。开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全军中弥漫着的盲目乐观、轻敌、懈怠等消极情绪，在李自成身上也严重存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如对吴三桂的招抚，山海关的守备，根据地的经营，军纪的整肃等问题都莫明其妙地疏忽了。李自成当时也在热衷于搞什么登基大典，心思都用到黄袍加身当皇帝上了。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问题，但李自成已经不是过去虚怀若谷的李自成，他已经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了。有人“每劝闯贼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收人心，闯贼毫不介意。”（引自《剿闯小史》）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之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留意，可见言路已经壅塞，高级干部们已经噤若寒蝉了。正确意见听不进去，谗言却大行其道，李岩被杀就是一例。牛金星进谗本不足怪，个性的是
李自成为什么要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决断。李自成原是个豁达大度、擅用人才的领袖，对此史书多有记载。如若不然，他也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但是大敌当前无端杀害功臣，自断肱股，铸成大错，确是胜利冲昏头脑的反常表现。杀害李岩这件事，郭老认为“这职责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就应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对郭老的这个看法，笔者不能苟同，牛金星诬陷中伤固然可恨，但这么大的事，李自成不点头，谁敢擅杀大将。这个职责，无论如何就应是李自成为主的。郭老进而认为：“之后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职责。”这个决定也失之于偏颇，毕竟军国大事的最终决策权还在至高无上的领袖李自成手中。领袖对于事业成败所起的作用，那是其他人物，包括领导核心中的其他人物不能比拟、不能替代的。郭老为何要避讳李自成的过失和职责，从来无人论及，也看不到相关材料，不敢妄加评论，姑且存疑。
综上所述，起义军在方法上、政策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导致革命户外前功尽弃，酿成千古遗恨，教训十分沉痛。
《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2月，在重庆《新华日报》（中共所办机关报）上分四次连载。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文是“为共产党反政府张目”，（引自《中央日报》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而大加挞伐。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
《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毛主席决定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他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以前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好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引自《毛泽东选集》·《学习和时局》）毛主席还就此事亲笔给郭老写了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原载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好处，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务必永远持续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因此，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引自《中国共产党文献汇编》）
一篇史学著作，在当时战乱频仍的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起到了这么大的社会作用，真是十分罕见，绝无仅有。可见此文的内涵和指导好处确实非同寻常。毛主席的讲话和信，中央的通知，都突出强调在取得胜利的状况下不能骄傲，不能忘乎因此。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思想理论贡献。
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空前壮大，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党中央、毛主席未雨绸缪，以史为鉴，教育全党防止骄傲，可谓远见卓识，高瞻远瞩。此后，随着革命事业的迅猛发展，党中央、毛主席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问题上一再警钟长鸣。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向全党指出：“正因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正因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够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了预防这种状况的发生，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持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持续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必须要考个好成绩。
建国后5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当李自成，向国家和人民交了一份份合格的考卷。
但是，考试还在继续，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还有很多挑战和考验。
党的十六大刚刚开过，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后第一次深入基层调研就是率书记处全体同志到西柏坡考察、学习。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向全党个性是领导干部发出牢记“两个务必”，始终持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号召，要求全党在新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结合国际、国内的形势，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胡锦涛同志讲话的深远好处是不难体会的。
从国际上看，世界很不安宁，强权政治有所抬头，个别霸权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改变与我国为敌的立场，看到我国的发展和强大很不高兴，利用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向我国发难，竟然将我国列为“邪恶的轴心”和“核打击对象”，个性是台湾问题迫在眉睫，“台独即战争”，这一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从国内看，成就大、发展快、形势好，但新状况、新要求、新课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应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的一些同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危机感和职责感，个性是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有的拉山头，搞宗派、闹不团结；有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热衷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重，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腐败的犯罪道路。这都是淡化甚至抛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的结果，都是理想、信念动摇，蜕化变质的结果。如不加以克服，任其滋生蔓延，将会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直至亡党亡国。
“以史为镜，能够知兴替。”让我们从明末农民革命的经验教训中获取更多的思想营养，认真学习党的三代领导群众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谆谆教诲，对存亡、兴衰、胜败、得失之道感悟得更 深刻一些吧。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7-03-2821:24:58)转载▼
标签：权力 分类：读书，学而时习之
农民起义作为历史的一角，就应也占了那么一个地位吧！不管“农民”这个词用得准确不准确，正因凡是农民的领头人，辅佐他的往往是有过很好教育出身的人物，更可能是来自封建社会内部大族的子孙或者当权者本人。因此农民起义，我一向觉得这个提法有点不合理。只多它是冠了个农民头头的名，而历史就这样叫了。但是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在我看来，农民即使有反抗的心，往往也没有反抗的潜质，这主要是说反抗的成功需要一个强大的上层领导组织。或者说这么一个革命的过程中农民本身不可能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虽然扭转乾坤是依靠了他们的力量），正因这关联到革命的走向问题，而他们本身是缺少这种智慧的。他们自身的缺陷使得这个起义不可能构成农民的上层领导，而农民就象一首元曲写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样，永远只能充当个工具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农民中有杰出者，有很多更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但若从整体说，农民这个阶层确实说不上能够上升为一个高层的阶级。不管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
亡国者崇祯皇帝
对明代历史具体了解不是很多，只是知道朱元璋把皇位让给孙子后，他就立刻为巩固自己的皇位而下了不少工夫。而最终也导致他的哪个皇叔起而代之了。看样貌年少气盛，确实还是有其局限性，至少沉不住气吧！而想想康熙大帝，也会若有所思，他也是一开始就算个傀儡皇帝吧，不知道是不是孝庄太后起了很好的镇力作用，一向等到时机成熟才做了很多破釜沉舟的事，而一举就成功了。因此从此处也许能够得出做大事不易，需要一年一年的忍耐和等待，更需要自己有一双审时度势的慧眼。更让人不解的是，崇祯皇帝竟然是那么喜爱下《罪己诏》的人，口出无信，怎样为君王呢？而堂堂一国之君，却视为常事，不得不叫人感慨啊！而且还要把样貌做足。这样的皇帝除了自欺，难道还想博得个明君的称号吗？还想让人们在史书上记载他如西汉景帝一样，率先节俭吗？只是这样的人也有光辉的时候，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但一转眼间却依靠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三国演义》中有：与臣要用而不疑，疑而不用。难道作为一国之君，也最基本的历史书都没读过吗？就应不至于此吧。因此想想也是，这个皇帝太留意眼了，权利舍不得放，放到谁那都不放心，而最终又不得不放个名义下去，终究怕名义
和实权挂上钩，因此就导致朝三暮四了，轻信妄断了。王者风范由此可见荡然无存了。正如《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一样，终究狭量一个！
而更要命的是，明朝经过内部的大打出手，早已经需要整待了，而边患也在箭步升级，加上天时不利，真可谓“屋漏偏逢下雨”，可这时的崇祯帝却还把眼光局限朝廷内部。中国的历史历来有那么一个事实，当一个国家处于动乱的时期，那些居上位的人往往是在防范与自己权利相当的人，哪怕民族敌人再强大，再把你的国家糟蹋到必须的程度，他绝对不会想到联合同胞，一齐对外。这在清朝慈嬉那个年代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了。当时太平天国的起义，使朝廷诚惶诚恐，但是那时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却似乎不在心上。那个掌握大权的一国之后更是乐得割让江山以求一己之安。近代的就不说了，这也是触犯政治的事情。他们往往认为只要把自己的“对手”压住了，就能够永远安乐地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对看的见的威胁常常是当机力断，而对看不见的隐患，往往是如此轻视，以至于最后怎样亡了国都不知道。这也许就是柏杨所说的中国的人性里有一点很恶劣的品质就是“窝里斗”。而隐患的胀大自然有一个过程，就如崇祯帝时代吧，也经过了那么几年，而崇祯帝竟然没有一点很强的意识。这也足能够证明他们是怎样爱民的，是怎样关心国家大事的？看到那么多民饥的奏则，难道就能够视而不见吗？我坚信朝廷也不全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
就象那个武生李琎一样，敢于为民请命，只可惜他碰到的是一个根本无心救民的皇帝，也算是白白糟蹋了一番心吧！皇帝自身的自私，促成了多少生命的死亡，这是杀人不见血的杯具，而他也许永远不会这么想，就如历史上以前有过哪个皇帝在他的臣下请求他赈灾时，他问道百姓没饭吃不会去吃肉吗？（大概是这样的吧，我记不得了）真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而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他还要来几个《罪己诏》，以期博个“要誉”。这样的人真该~~~~
好象是鲁迅说的吧，中国人是做惯了奴隶的，而反抗的时候往往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候。这种对自我权利意识的漠视，一向就是国民性中最深刻的恶根。直到这天，这也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流寇的产生，强盗的盛行，也许就在情理之中了。中国的老百姓终究也要活命，当这种“活命”的要求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时，就必然成为一股势力，而一个领导人就能够因这么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的要求而号令群雄！但有时想想，如果当地的地方官能够团结一致的话，把尚未燃烧的的势头压下去，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组织了。终究是上梁不正下梁弯，朝廷上下一齐鱼肉百姓，出了事就你推我让，最后也就听之任之了。这能够用大脑想想就不难得出。一个正规军与一个游民较量，谁赢谁输还用想吗？要想到如果这天哪个地方闹个“民反”，不用说立刻就会被粉碎。此刻国家一个领导一个代表，一个领导一个和谐社会，不知道下次还要叫什么口号了，而真难为了我们这些务必考政治的人，只期望这不是一句只有声音没有下文的空言！不管做什么，不去做，做表面工作有什么用呢？最终能落到实处才能算数吧！关于这个崇祯皇帝就说这么多了，我也不知道他，知道多了，可能会把他批个见血，在其位不谋其政，真该```````````````
李自成，想评判他不容易
关于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这么多年也一向在想这个问题。曾记得鲁迅写了一篇《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半？》（？）的文章，那时就很容易的问自己，如果项羽在与刘邦争天下的时候，那个鸿门宴摆得成功了，那天下又将如何？看看历史书很容易得出项羽有妇人之仁，但也有他最致命的弱点：听不进意见，就应是比较的刚愎自用吧，还有他不善于接纳人才。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人才的话这个国家迟早要走向死亡。一群乌合之众是统治不好一个国家的。范增的死也是值得思考的，为了辅佐项羽夺得天下，可谓是尽心竭力，最后还是落得个被遣路上死！不可否认，项羽确实有他过人的地方，“力拔山兮气盖雄”的人也许就应找准自己的位置，只是他不适合做皇帝罢了！而历史的选取终究是公平的！
关于《太平天国》我看的是小说，可能真实性要打上很大的折扣，但就应也有它值得借鉴的地方吧！在南京定都之后，那些大王就露出他们的本性来了，贪图享受，摆阔气，大兴土木，好象天下已经太平一样，而天下也是他们的天下一样，迫不及待的想享受果实了。然后就搞窝里斗。互相猜忌，互相出阴招，争权夺力。说实话，一般农民领导上升为统治阶层，很少有居安思危的思想，正因眼前的顺利足以蒙蔽他们的眼睛。而这个时候，总是知识分子站起来，想力挽狂澜，但往往是有心力不足。更可能的是最后落个身死含怨。
李自成作为一个“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的人。《明史》称赞他"善攻"，想来也确实有他过人的地方，加上他很懂得以身作则，军法严格，礼贤下士，与民同甘共苦，这自然是赢的人心的好品质。个性是他进入京城之后，还是粗服，并且对明朝的“遗臣”也采取了宽大的待遇。就更使人对他生起好感来了，至少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贪图自身的享受吧！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这本是历史的重演，因此说李岩在当时看到这个现象是会有担心的！作为左膀右臂的牛金星，刘宗敏，在得势之后立刻显露出他们本身的恶劣的一面来，这也不得不深思。至少说明了李自成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过要做思想工作，也许压根就没料到这一层，毕竟太迅速了，迅速的来不及回味就做了皇帝。但也可能是李自成本身就没有潜质想到这一层。毕竟他在谋略上说不上是个英雄吧！
友好的交情一碰到政治就不再是善意的了。利益相关的当头，友情的地位是要退居其次的。牛金星阴告李岩这样的事情，想来也是历史上有过的。但李自成还是急匆匆的把李岩给解决了，不顾当时急需用人之境。终究是怕被人取而代之，这不能不说是李自成的局限性。他怎样可能看到李岩的一片忠心呢？毕竟那是政治，而又关联自身的命运，只要一个煽动心自然就会被挑拨起来。也许牛金星也不就应担全责。不知道为什么郭老要为李自成开脱罪名呢？难道也是正因政治吗？而在我看来，这场杯具不仅仅仅是牛金星和刘宗敏的错，而是错在李自成个人的领导才能不够，个人的驾御人才的智慧不够。他本是很好的人，也算是很民主的人，郭老写到他“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这足以看出他本身的优秀的方面来。而他对于进入京城后怎样管制部下却似乎不够的`````````以致出现牛金星，刘宗敏的“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不得不一样情李自成，但又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终究不得不为李自成惋惜！
李岩，清醒何用
李岩作为前朝的封建家庭（？）出身，能够说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吧（找不到很好的词来描述，暂用之）正因他是举人出身，而史书称他有文武才。他在投入李自成手下时，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宣传，郭老说他“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个性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因此有那么一段能够做证“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这样的句子到这天我们都还熟悉着，可想这确实是宣传的工作做到了妙处。也可见李岩有他的过人之处，个性是在进入京城之后，李岩能够即使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而且其中有一段写到他拷打为富不仁之徒的行为。这也可看出他确实是在为国为民做事情吧。一个这样的人，他就应明白太出风头是很容易惹祸上身的。但明知危害而有所为，这就不得不叫人佩服了。
“李岩上疏谏贼四事，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井不行。"或许是正因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个性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这就是君臣之间的裂痕开始的征兆吧。而在这我也就不大明白了，为什么李自成不行呢？自古以来要君爱民，体恤民情，确实太难为那些人了。孟子那个时代，那么多君王，听他讲政就是不行他的政道，也可说是历史渊源了吧。而孟子却没有放下过这样的信念，哪怕它终究是一场空。这也可说是真正爱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的痴吧！
我常常想，有治国之才的人往往不得其用，而且也并不是他们不愿有所作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能够适可而止，明智全身而退。张良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深谙人性，也深谙政治，因此在帮刘邦打下天下之后，就云游去了。要能够弃功名与身外，恐怕十分人所能。而韩信这个人的杯具就值得作点思考了。他终究是因怀了对刘邦的完美的期望而落得个不得好死。毕竟他以前也有自立为王的机会，却因一时之糊涂而放下了自立江山的大好时机。而关于李岩，所记载的仅仅是一些外在的成就，关于他本人只有一段和宋献策的对话，从中也可看出他们对当时取士之弊的深刻认识。我想如果李岩能够有所为的话，他是必须会改革这样的弊制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李岩这样的人，不仅仅仅是有心为国家做事，而且有潜质为国家做事。近来我常想，一个人仅仅有善良的心是远远不够的，务必要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或许才能获得一种潜质，才能以此真正施惠于民。就如我们写文章一样吧，心中所想往往很难准确的化为手中之文字。而要到达这个“化”就务必经过必须的训练和发奋才可能成就。一个善人，不仅仅仅要有高贵的心灵，更要要求自己获得一种潜质，不仅仅仅是自救，更是救人。而一旦这种潜质不够，就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看着杯具下去却无能为力，这种痛该有多深啊！因此我更愿意把李自成的失败归结于他自身，毕竟统领一个国家，不是有善为的心就够的，还要有那样的潜质。真期望象李岩这样的人不好再被国家所抛弃，正因有心有所为而又有潜质而为之的人实在太少了。这不是李自成期望的错误，但确实是他不得不犯的错误。也许让给历史来负更为合理吧！
其实我对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作用很感兴趣，以后打算多看这方面的书，关于李岩了解更多后会再思考他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3）：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这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方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此刻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因此遍秦中也。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4）：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正因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向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向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①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以前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靠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5）：
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名著虽然已经发表60年了，而且当时与此刻的国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这天，重学郭沫若同志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启发。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透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并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
公元一六四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历史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明王朝，由于是反人民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摆脱不了由强盛─衰落─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明崇祯帝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无能、而是“很想有为”的执政者，但由于明朝统治至他执政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当，依靠宦官，听信奸佞，处理国家事务政令朝三暮四，轻信妄断，政治已腐败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灾害严重，灾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济，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领导的太平军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扰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东北的边患已养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祯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灭亡。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领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揭竿起义时，高举“分田地、均贫富”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得到广大农民和灾民的拥护，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成立大顺王朝的胜利。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纳人善言”，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之后犯了与崇祯同样的错误，用人不当，轻信妄断。不采纳李岩的谏言，以高爵厚禄使吴三桂归顺。在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侵袭方法上，又调兵遣将不当，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危及大顺朝的政权。同时，政纪军纪不严，政权逐渐腐败，以牛金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权贵，忘记了代表农民利益而取得胜利之道，不关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夺，欺压百姓，过着腐化糜烂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最终走向失败。“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户外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因政权腐败、失去民心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古今中外史上并不少见。在世界现代史上，苏共的解散（亡党）和苏联的解体（亡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史实。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的前身），代表俄罗斯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参与下，发动举世闻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时刻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从斯大林专制时代开始，苏共历届领导集团逐步成了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个人专制和官僚集团统治，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任人惟亲、提拔亲信、排斥异已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各级领导层，领导无能、治国无方，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苏共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与民众的差别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领导集团越来越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后期又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并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而得不到丝毫利益的不义战争，使苏联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使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人民群众积怨和不满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亡党亡国的杯具。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严重脱离群众，攫取了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以及腐败严重，占有了巨额财富而失去民心。
从新中国成立近55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之因此不会犯崇祯、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以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刻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问题和反腐败斗争问题。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紧密关联。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挫折，拨乱反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和经验教训。政权腐败必定会失民心，进而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透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是关联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真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本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这篇著名史论，并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好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持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持续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这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期望考个好成绩。”他老人家这席话真是语重心长，代表党中央对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下定了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方法目标，不惩治腐败，个性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我们党对反腐败问题，一向是重视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实践证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是持续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持续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实践也证明，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已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和治国的重要方略，分别载入党章和宪法。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多次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级干部要自觉理解监督，绝不脱离群众，绝不贪图安逸，绝不以权谋私。”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党中央近期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使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在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上，党中央一贯是动真格，对各种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严肃查处，自建国以来，先后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贫官污吏，纯洁了干部队伍，振奋了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加强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深入、持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党犯上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但这不等于我党的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已彻底解决、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已经绝对不会亡党、亡国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源广泛存在，有些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如金融、建筑、交通等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复杂、艰巨。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持续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每个劳动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就应从我做起，在本职岗位上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成绩面前要戒骄戒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牢固树立“腐败不除，党心民心不稳，国无宁日”的观念，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前进。我坚信，在高度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党学说和执政理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透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发奋，不继巩固和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不断巩固和发展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6）：
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已转入方法反攻。而郭沫若的好朋友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户外中饱受打击。郭沫若精心写作此文，以李岩比喻周恩来，目的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该文在延安各解放区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300年前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的两个王朝覆灭。朱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取得全面胜利的状况下，刚刚建立就宣告败亡。这段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需要重视的前车之鉴。
《甲申三百年祭》，能提醒我们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地位等问题。引申到公司来说，如何持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发奋奋斗的意志，清醒的学习态度，不可冲昏头脑，忘其因此，丢掉当前的成果。
感觉目前这些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公司还没有大到临界的状态。但是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这必须涉及新的人员变动和资源投入。公司的内外部布局；未来的市场状况，下一步的增长点，市场份额，开发，渠道，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问题在哪里？领导者要有大数据思想，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还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开发新的项目。而这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落实。为了实现方向，现有的人谁能够胜任？配套什么职位和资源？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引进。而现有的项目中需要做评估和调整。哪些是见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扩张。见效慢的，需要长期的项目推进。哪些是在浪费公司资源。那些务必纠正，那些能够容忍。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要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学会从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在解决一个困难，挑战，到达一个高度后，能够不断突破，继续创新。学习在上一个阶层看问题，在下一阶层做事情。能够看清自己的方向，坚定去摸索创新的路径。
互联网企业更新换代更贴合行业的颠覆的规律。昔日的巨头如今也在苦苦挣扎。我们抓住事情的本质，尝试不断的创新。在趋势的变革中，只有接近目标的实质的事物才不会被淘汰。而创新的思维和行动力，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坚信自己也会是明天的大牛，何必惧怕离开那个自己认为的舒适圈呢！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7）：
郭沫若的作品《甲申三百年祭》，写于一九四四年，是为了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写的。你还读过郭沫若的什么作品？巨人作文网为你带给更多关于郭沫若的作品及作品的读后感。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杯具，正因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但是之后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爱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潜质，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职责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思考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因此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正因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正因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坚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期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期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持续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个性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8）：
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方法相持转入方法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该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多次印成单行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9）：
"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仅限于"助饷"吧。正因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切责士升"，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但是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放之已足"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能够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杯具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
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但是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明季北略》卷十九）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0）：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能够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